
1935年11月,陕北一处简陋的红军驻地,杨成武刚从高烧中醒来,便听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消息:并肩走过长征的老搭档黄开湘,因枪伤去世。更让他震怒的是,外界竟把这场意外说成了“自杀”。
杨成武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赶到医院时,黄开湘已经被安葬。医生告诉他,黄开湘连续多日高烧,神志处于昏迷和半昏迷之间,突然从枕下摸出手枪,枪声响起后,抢救已经来不及。
杨成武当场质问:“他病成这样,怎么还把枪放在身边?”这句话,后来成为解释黄开湘之死的关键。

黄开湘是江西弋阳漆工镇黄家村人,出身贫苦农家,年轻时学过木工。土地革命时期,他参加红军,凭着果断勇猛、敢打敢冲的作风,逐渐成长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。杨成武担任政委,两人长期并肩作战,关系既是上下级,也是生死相托的战友。
红四团最为人熟知的两场恶战,便是飞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。1935年5月,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一带,敌军企图凭借天险围堵红军。安顺场渡口船只有限,若全军从那里渡河,时间根本来不及。军委遂决定兵分两路,向泸定桥实施夹击。
红四团奉命奔袭泸定桥。林彪电令部队迅速赶路,要求创造新的行军纪录。黄开湘接过电报后,对杨成武说:“不能只按电报上的数字算,部队必须拼命赶到。”
这不是一句口号。红四团官兵连续行军,沿途还要突破川军阻拦。桥梁被毁,就临时抢修;道路难走,便在夜色中摸索前进。粮食来不及生火,有人抓起生米充饥,疲惫到走不动时,战友便相互搀扶。1935年5月29日,部队抵达泸定桥西岸,随即投入战斗。

桥上的木板早已被敌军拆去,只剩下晃动的铁索。黄开湘和杨成武挑选突击队员,由廖大珠等人组成敢死队,冒着枪火攀上铁索,一边射击,一边铺设桥板。敌军点燃桥头的柴草和煤油,企图用火焰阻挡红军。
杨成武在后方大声鼓励:“不要怕火,冲过去!”黄开湘也不断催促突击队前进。经过激战,红四团夺占泸定桥,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通路。战后,红四团受到中革军委通报表扬,并获得“开路先锋”奖旗。
这支部队没有停下脚步。1935年9月,红四团又奉命攻打腊子口。那里山势险峻,通道狭窄,敌军在正面设置火力点,强攻极为困难。黄开湘观察地形后发现,敌军防守重点集中在隘口正面,山顶和侧后反而存在空隙。
于是,杨成武指挥部队在正面佯攻,黄开湘则率部寻找攀登路线,准备从敌军意想不到的方向突入。红军战士借助绳索和简易器材攀上峭壁,从侧后发起袭击。正面与侧翼同时施压,守军阵地很快被突破,腊子口被红军占领。

连续恶战之后,黄开湘已经极度疲惫。长征中的饥饿、寒冷、伤病和日夜行军,早已透支了身体。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,干部参加会议。途中突降大雨,杨成武和黄开湘都被淋湿,随后相继发起高烧。
当时部队缺医少药,伤寒等传染病对红军构成严重威胁。杨成武病情很重,曾长时间处于高烧和昏迷状态,靠简陋办法降温。黄开湘的病势同样凶险,却没有等到康复。
关于他的死因,杨成武晚年回忆得十分清楚。黄开湘平时珍爱武器,朱德曾送给他一支手枪,他常常亲自擦拭,即便住院也习惯放在枕头下面。高烧中的黄开湘神志不清,很可能是在昏迷状态下误触扳机,枪弹造成了致命伤。
因此,杨成武反复强调,黄开湘绝不是因为畏惧伤寒,更不是因为承受不了长征苦难而自杀。他翻过雪山,走过草地,指挥部队夺桥破关,所谓“自杀”的说法,既不符合黄开湘一贯的性格,也与当时的病情和现场情况不符。

遗憾的是,黄开湘牺牲后,家乡长期没有得到确切消息。由于档案和通讯条件有限,地方上曾出现“长征途中掉队、下落不明”等错误说法,家属因此承受了多年误解。直到杨成武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传播开来,弋阳方面才逐渐确认,这位“飞夺泸定桥”的团长,正是本地人黄开湘。
后来,杨成武还发现,回忆材料中曾将“黄开湘”误写成“王开湘”,原因与口音和记录有关。得知家乡有人寻找烈士身份后,他专门作出说明,并留下悼念诗句:“戎马成疾遽永逝,吾承遗志慰英魂。”
黄开湘的母亲郑梅莲,一生送出五个儿子参加革命,四个先于黄开湘牺牲。苏区失守后,家中房屋被毁,亲属离散,老人只能靠乞讨度日。黄开湘出发长征前,曾留下仅有的一枚铜板,并嘱咐女儿照顾祖母。那枚铜板,后来成了家人保存多年的遗物。
黄开湘的女儿黄菊花幼年被送作童养媳,成年后在农村生活,养育六个子女。直到杨成武回忆录出版,她才知道父亲曾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将领。有人劝她向政府反映困难,她却没有提出特殊要求。黄开湘的姓名、战功和死因,也由此从尘封的家族记忆,重新进入长征史料的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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